徐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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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这篇博原本是紧跟着上一篇发的，但电脑重装系统，于是被耽搁了。回头再看，少了这篇补充，该文象一个智商情商都比较低的愤青的言论，而事实上我这两点都挺高。在鄙视过未成年英雄那个会的背后，我其实是想说，我国怂恿人人做英雄的做法欠妥。我特别用了“怂恿”两个字，因为哪怕是鼓励鼓舞，都要好说一些。可在我国，但凡此举基本已经都被盖上了怂恿的章。

  我们可以看到，灾难过后没几天，“心理援助”这个事忽然就红了。所有媒体都在强调，要在心理上给予他们积极的指导。这是让人特别高兴的一件事，但实际操作起来，就完全变了。至少，我不认为这些英雄表彰能够起到这个作用：灾区人民不会因为涌现了多少个谭千秋而豪，更不会以此为榜样。他们反而可能庆幸自己没有成为英雄，于是还有健全或不健全的身体，继续活着。

  媒体可以不厚道，但至少懂一点科学。高举党旗，是要用信念来回应的，但我们应该明白，信念在我国是很稀罕的东西。所以大张旗鼓地搞海选，搞巡演，如果观众恰好只是提议如此的极少数人，我建议你们发挥一下想象力，在自己脑子里排练一遍就好，节省下来的钱，应该不只重建一所学校。

  我找到一张表格，让我们来看看，从心理学的角度，别说英雄情怀，就所谓最基础的公德，在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里，排名也是相当靠后的：

  这是一张社会生活再适应量表，虽然是1967年的，但放到现在其实改变不大。长期以来，人们观察到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社会生活变动越多，尤其是经受重大的生活变动，人所接受的心理压力越大，身心健康所经受的威胁性影响就越严重，引发心理异常的可能性也越大。我们把最严重的生活变动定为100分，然后逐渐递减，于是得出了这张表格。如果一个人在一年内遭遇的生活事件打分累计超过200分，就有50%的生病机会。超过300分，生病的机会超过70%，相反如果低于30分，则健康安泰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生活事件与疾病的关联程度并不是高，而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不那么直接，还需要通过人的主观心理中介因素才能起作用。

  我建议分三个角度来看这个表格：

  1 从灾民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，某人的分数累计应该包括：配偶死亡100分，亲近家人死亡63分，受伤或疾病53分；家人患病44分；经济状况改变38分；好友亡故37分；生活条件变化25分；生活习惯改变24分。总共384分。那么，我们是该鼓励他成为英雄，还是教育他重视公德？

  2 从所谓公德的角度来看，我只找到一条与之相关的事件，排在第43位的“轻度违法”，11分。那么，公德的普及程度是怎样的？它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，是否占据了我们所描述中那么重要的位置？

 3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，大家也可以计算一下自己的得分是多少。

 再回过头来想，如果一个国家，连鼓励大家成为一个心态健康的正常人，过普通的生活，都很困难，却总是鼓励大家做英雄，这恐怕是不大成熟的一件事。